关于黄亭子——我的博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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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庆晨报恫吓同行宣布个人制裁书



今天,我们开始自己捍卫自己的职业尊严
——就重庆晨报恫吓同行宣布个人制裁书

6月24日,重庆晨报就该报记者被处劳教传言辟谣,最后声称:“希望各媒体严守职业道德,切勿捕风捉影传播不实信息。对无中生有制造谣言者,本报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我们认为,重庆晨报是在对兄弟媒体及从业者进行恫吓,这样的恫吓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是需要谴责的。

尽管重庆晨报已经辟谣,但并未就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据称被警方调查的三名该报记者的处境做任何交代。倒是重庆警方比重庆晨报坦率得多,公开承认三名晨报记者被警方调查属实,显见记者被劳教的传言并非“捕风捉影”,经济观察网记者的简短报道,文中明确表示“将进一步追踪报道”,“该消息未得到官方证实”,这都符合连续报道以及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新闻职业操守,属于正常的求证式、连续性报道而非“假新闻”。在记者被警方调查,前景难测的高风险背景下,兄弟媒体率先介入,通过公开报道促使事件透明化,这对三名晨报记者是一种必要保护,是媒体人的守望相助,令人感动。

但是,对兄弟媒体这种义举,重庆晨报的所谓辟谣声明完全是恩将仇报。就跟大学有义务保护自己的教授和学生一样,媒体也负有保护自己的编辑记者的责任。近如《中国经济时报》总编包月阳保卫王克勤正常报道的权利,远如南方报业保护在孙志刚事件中不幸蒙难的下属,都已经成为全国同行尊敬的榜样。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媒体的负责人都有这样的道德自觉,明哲保身,为保自己的乌纱帽而臣服于强大的公权力,对此我们也能给予一定程度的谅解。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惜突破职业伦理的底线,不能臣服到毫无气节的程度。

重庆晨报不仅不能保护自己的记者,不仅不能公布真相,反而一味对兄弟媒体及从业者进行恫吓。面临对言论的公然压迫,不是抱团取暖而是对同行反戈一击。这种不可理喻的行径,令人寒心和愤怒。

固然,在现有体制之下,被侵犯的权利确实难有救济之道,但我们仍然可以以个人身份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可以选择站出来,自己捍卫自己。从这里开始,我们厘清我们的职业规范,我们捍卫我们的职业尊严,我们重建我们的职业共同体。

为此,我们呼吁,媒体同行能够广泛介入调查事实真相,最大程度还原此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宣布,从即日起,我们不与重庆晨报进行任何层面的个人合作,包括但不限于:
1,不订阅重庆晨报;
2,不参加重庆晨报主办的任何会议和其他活动;
3,不在重庆晨报发表任何形式的作品;
4,不与重庆晨报进行任何其他业务合作。

以上个人制裁措施,须到重庆晨报就所谓辟谣声明向兄弟媒体及从业者做出公开解释和道歉,方可终止。
2010年6月28日

联署者:
陈斌 广州 媒体人
陈鸣,北京,媒体人
陈思 广州 媒体人
陈初越 广州 媒体人
崔卫平 北京 学者
邓志新 广州 媒体人
戴志勇 广州 媒体人
大雪封山 北京 媒体人
丰鸿平 北京 媒体人
顾海兵 北京 学者
韩洪刚 广州 媒体人
郝建 北京 学者
何雪峰 广州 媒体人
何忠洲 北京 媒体人
华新民 北京 学者
靳树乾 珠海 媒体人
康不德 广州 媒体人
高战 广州 媒体人
林涛 广州 媒体人
李冰 北京 媒体人
李铁 广州 媒体人
李思磐 广州 媒体人
梁文道 香港 评论人
刘洪波 武汉 评论人
令狐补充 广州 媒体人
冒安林 北京 媒体人
牧沐 海南 媒体人
彭晓芸 广州 媒体人
彭远文 北京 媒体人
彭伟步 广州 传媒学者
盛大林 北京 专栏作家
史哲 广州 媒体人
石扉客 上海 媒体人
宋石男 成都 评论人
孙旭培 武汉 学者
苏小和 北京 财经作家
陶卫华 北京 媒体人
王克勤 北京 媒体人
五岳散人 北京 媒体人
吴娟 广州 媒体人
徐伟 广州 媒体人
笑蜀 广州 媒体人
萧瀚 北京 教师
徐庆全 北京 媒体人
向继东 湖南 媒体人
夏业良 北京 学者
叶檀 上海 专栏作家
余以为 广州 媒体人
鄢烈山 广州 媒体人
杨早 北京 学者
章文 北京 媒体人
2可器 广州 媒体人

注:欢迎编辑记者、媒介学者及媒体作者、读者附议此函。名单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不分先后,不分单位,不分界别,纯粹以个人名义表达诉求,不代表、不阐述、不证明所服务单位公司学校的立场。
附议此信者,请以“真实姓名(或知名笔名)、所在地域、所处行业”格式,发送同意签署邮件到xinwenjie10@gmail.com。本签名名单将随时更新。

何物中宣部?——关于芙蓉姐姐的回忆

下面是今天发的几条芙蓉推:

1、2005年的初夏,我所在的CCTV某栏目同事刚做完她的采访,旋即接到中宣部禁令,片子无法播出。此后半月和芙蓉姐姐在一个饭局上相遇,伊问之,我以实情告之。伊大怒,说,中宣部这么坏啊,等我这段租好房子腾出时间来了,我要踏平中宣部!这是我至今对此姝另眼看之的原因之一。

2、此后不久,各媒体俱都不能再报道芙蓉。此姝真不食言,租好房子后即开始不屈不挠的反攻,不放过一切机会,一切可能的平台。商业走秀活动,数百大元也出场,没钱也出场,其自创的《芙蓉迎奥运》系列视频,更是解构中宣部的经典之作,此后更是人气持续至今。就打破禁令封锁而言,芙蓉真乃巾帼不让须眉也!

3、补充两个细节:五年前这场芙蓉饭局,在场者有徐州某房地产老总胖新,北京某彩铃公司老总等。印象最深的是,芙蓉姐姐听到有中宣部禁令后即勃然作色,第一句话即是:何物中宣部?

4、在奥运前夕那万籁俱寂的一年里,诸多为流量而屁滚尿流的网站娱乐版编辑,大都对芙蓉姐姐感激涕零。她的芙蓉迎奥运系列,技术上自然不值一观,但其荒诞足可供解构掉诸多宏大叙事,让人捧腹。岂是当今所谓网络红人之自轻自贱和毫无创意可比。

关于新京报的最新变故

石按:此稿来源网络,转来本博供各方参考。

新京报再遭整肃 多方打击齐至

3月22日,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在twitter上说:“光明日报要换新领导了,据说是冲着新京报去的”。
  预言很快成为现实。3月30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副总编辑易人。新任总编辑,恰与新京报刚发生过摩擦。
  2010年1月,新京报《评论周刊》全文转载《检察日报》综述“2009年度十大影响性宪法事例”,其中第8条事例为“广电总局大规模关闭视听网站事件”。此事激怒了广电总局,直接上告到中宣部,严厉申斥了新京报。而此次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便是广电总局副局长。
  在中国大陆,整肃一张报纸的办法有很多。自2005年罢工事件后成为新京报唯一主管单位的光明日报,要“冲着新京报去”,无需亲自动手,只要在需保护时不保护即可。南方报系诸多报纸一纸风行,其重要原因便是主管单位的广东省委呵护有加。主管单位不伸手,在利益丛生的中国社会,等待一张报纸的命运是什么,不言而喻。
  对新京报的打击很快开始。4月15日,青海玉树强震。一张消防员从废墟中抱出一具童尸的图片被京城和外地诸多媒体用作封面,新京报仅仅将之作为内版普通图片。中宣部却单单就这张图片点名批评了新京报。某高层“拍案震怒”。
  在中国媒体最为敏感的6月4日,新京报也难以避免“被关注”。当日的新京报A40版封底,“城市表情”的图片拍摄菜市场鱼贩收摊,有菊花、杀鱼的血手套等内容。经过引申、解读,图片的内容与“不能提名字的日子”联系在一起,再次被点名批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9日,新京报刊出对湖北“土炮抗拆迁”的杨友德的专访。此前,已有其他媒体报道此事,新京报并非独家、首发此文,并且,作为尺度一向大胆锐利的新京报,该专访文章严格遵循采访原则,内容比起其他维权类稿件也并无突破。但该文引起中宣部和光明日报强烈不满。光明日报由某副总编带队组成审阅组入驻新京报,在每日出版前审稿、评议。目前,审稿组每日在新京报四层审稿,众目睽睽下,并不避讳,在实质上限制了新京报的独立采编工作。
  无巧不巧,国家机器也开始对新京报发难。6月1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显著位置发文,指新京报“炒蒜高手掷千万买走百斤金条”报道不实。该报道在采访和编辑上确实存在问题,但新京报同样并非独家首发,由于出版周期差异,已有京城其他媒体提前或同期刊出该报道。发改委在辟谣文中单点新京报的名字,而新华社“恰好”立即将该文作为通稿,全文转发至全国媒体,事实上完成了对新京报的污名扩大化。
  以上各事,若孤立发生,报纸可能通过沟通交流消除影响;即使连续发生,主管单位与报纸领导若能充分沟通,及时应对,也不致伤筋动骨。但作为主管单位,光明日报却没有出手相救,反而如2005年新京报地震时一样,趁机出手夺取控制权。在审稿组入驻后,光明日报提出,鉴于新京报“事故”频发,应尝试将审稿组常设化。
  新京报的成立,经中共最高宣传主管部门特许,由南方报业跨地与光明日报合作开办。2005年,两岁的新京报经历“父母离婚”,南方报业事实撤资,光明日报独揽管理权,由此引发人事地震,大批采编精英出走。2010年,在管制日渐收紧之时,打击骤然接踵而至,新京报可能面临二次震荡。与其所代表的媒体改革尝试方向一样,新京报的前途,也渐渐模糊。

毕竟是政客——李鹏六四日记札记

1电影-SupeBad截图,它说明了即使你是一个Dick你也有个站位的问题


“毕竟是政客”——《李鹏六四日记》札记



这本日记不太可能是伪造的。

行文习惯、语气、身份、资料以及其他方面等,都非常符合关心政治的中国公众们在日常政治生活里所熟知的李鹏特征。

一个行文细节是,他提及戒严令出后,鲍彤在政改室赋诗托孤时,居然把“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写成了“曾为大梁客,死报信陵君”。这首诗很出名,秘书出身的鲍彤背错可能性很小,倒是很符合李的文化水准。

不少地方也能和其他史料印证:比如写到许家屯前来见他时的情形,和《许家屯回忆录》下卷里谈到的情况正好吻合;写到报告里指控赵紫阳勾结索罗斯基金会的情况,也和此前坊间传闻的情况十分吻合。

这是21年来唯一从体制内对方阵营里当事人角度爆出来的研究六四资料。从技术角度和史料角度看,我个人是高度推崇李鹏六四日记的。但目前网络流传的PDF扫描版,少数页面实在太不清晰。网友合力整理的GOOGLE文档版要好一些,但两者都没有照片,这是很可惜的地方。

愚以为,《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应与《改革历程——赵紫阳录音整理稿》(又名《国家的囚徒》)对照起来读,再加上《广场上的共和国——封丛德六四日记》这本,两个四川人和一个前四川省委书记从三重视角写的三本回忆录,庶几可看出些微真相。





看完李鹏六四日记,大致就明白了为何2004年政治局婉拒了他的出版要求。这本日记把上自邓、杨等二代大佬,中自江、李瑞环、乔石、尉健行等三代长老,下自胡、温、李长春等四代常委全部绑定了。而他自己,用日记里的原话来说不过是“一介书生、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日记里最常见的句式是:万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指接到人大和中央两个内容不同的电报后选择继续访美);温家宝在重要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指中办拒绝拍发要万里提前回国的电报);阎明复“不知道怎么搞的”,出身于革命家庭而稀里糊涂站到了对立面(指同情学运)。

李鹏六四日记最核心的一句话,亦即他出书的主要目的,即是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说的一句话:“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

第二个可看点是,日记中每个关键场合都非常详细地一一列举了各省大员、各部委大员们的表态。戒严令出来后,除了河南和广东外,其他各地大员们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没任何问题。辽宁省长李长春表态比较最为积极:我来京路上就怕中央戒严受阻后往后退,现在放心了! 希望把讲话精神传达到地师级。

下面列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表态:

戒严令下达后,河南省委书记杨忻宗、省长程维高表示对赵紫阳问题顾虑很大,希望中央将赵挽救过来;广东省长叶选平表示广东省委常委拥护中央没什么问题,但广东情况复杂,可能在干群中波动较大;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表示,担心改革开放政策会变,对港澳影响大。

上述表态当然与赵的河南籍贯与广东任职经历直接相关。也说明最高层权斗在涉及到地方大员时,党性之外,尚有一点香火情的空间。

中办主任温宝宝表示:拥护中央方针,拥护小平同志决定,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坚决完成中央交办任务;西藏区委书记胡涛涛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回去做工作,估计西藏问题不大。

副总理田纪云表示:他跟赵紫阳只是工作关系,调大批军队进京是否有必要;统战部长阎明复表示:事情经过他都清楚,约时间再谈;书记处书记芮杏文态度不够明朗,感到问题太大了;国务委员陈俊生表示:你介绍的情况很详细,主要情况都了解,我一定坚守岗位,做好工作。

上述四人特别是前三人都是坊间流传的亲赵派,表态可圈可点。阎最见性情,芮的态度日记表述语焉不详,芮的直接引语和李自己的观感混在一起。我们这个前总理的语文水准的确没超出民间社会的预判。

部委里两人表态有意思:

外交部长钱其琛表示:对中央决定没什么意见,传达后部里也没啥意见。只是提到,一不要冲突流血;二对外口径外交部不好办,最好国务院发言人出面谈一下。

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表示:个人支持中央,但下面有顾虑,希望实事求是,不要搞划线站队。

钱其琛是极其聪明的人,安替认为钱的表态潜台词是“谁屁股上有屎请自己擦”。至于体改委贺光辉的表态,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体改委是重灾区,贺只能硬着头皮和大老板讨价还价。按说这种场合应该是正职出面,查维基百科,此时的体改委主任居然是李鹏自己兼任!

最后抄两条和我这行有关的。

广电部长艾知生表示:这是一次严重动乱,与新闻界作用有关,与胡启立根据赵紫阳的意思在新闻界搞了几次对话有关。我们部一定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中央有关决策!

艾如此表态,自然是因为他知道新闻界此次让李鹏极为不爽。

在6月5日的日记里李鹏感叹:广播和电视台在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这是第一次从官方角度证实了著名的薛飞杜宪事件);

6月9日,李再发感叹:平暴之后中国新闻界却鸦雀无声,党和国家的最重要通讯社新华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看罢李鹏六四日记这些表态部分,再联系21年来的政局现状,基本结论就是,表态最坚决最及时的,基本都进入了第三代(比如戏子、木匠和厨子)和第四代领导分赃集体(比如宝宝、涛涛、春春)。稍有犹豫或暧昧的,基本都淘汰干净了。

谁说我党赏罚不分明?




除上面谈到的政府官员外,涉及到老干部、人大和学界的表态,也非常有意思。

就国务院处理学潮的十条政策,李鹏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征集学界表态的过程,录两个比较极致的表态例子:

社科院刘大年(年代史所所长、党员、人大常委):这个“十条”文件对平息动乱非常重要。这场动乱超过“文化大革命”,首都这么混乱,损失这么大,为什么?第一条要坦诚地讲,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对党风、工作存在不少失误,腐败现象未消除。这些问题只有李鹏同志讲最合适,因为,这不是今年的事,是多少年来的事。一些学生希望党好,忧国忧民。这是这些多人卷进去的原因。要专门有一条讲怎么惩治腐败,使大多数人觉得有希望。

北京师范学院储亚平(党员、教授):很多一些学生已经变了,不是在反腐败、反官倒了,而是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要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像这些人还要一律不予追究?党政干部也去游行,还为闹事的人出谋划策,也说既往不咎,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人说什么不是政府算我们的帐,而是我们要算政府的账。现在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挑动闹事的畅通无阻,不能对他们手软。彭真讲话比较有理。找一些无职务的同志,出面揭露他们一下。

后面这个储亚平,和储安平之一字之差,不知道有何关系,更不知道是否还在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

最后一个问题是,党如何搞定人大常委会的?李鹏六四日记第四章以及第五章,谈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性环节:

先两封电报,再派江出面搞定万里;再按组织程序搞定党员副委员长;然后孤立分化瓦解持不同意见的非党副委员长。最后请“威信极高”的老委员长彭真携“中顾委老同志的意见”出马,给人大常委们做语重心长杀气腾腾的法制报告。

这个环节值得细读,纯技术。




我个人认为,网络传播讨论李鹏六四日记,应该是一件政治上相当安全的事情。如果连党国领导人的著作都不让学习了,还有王法吗?如果哪位因此事遭到意外,请《老妈蹄花》最佳男配角浦志强律师出马诉诸王法。

如果真的诉诸王法,建议浦申请法庭传李鹏作证,因为有人还在怀疑此书乃伪作。

不过我想这个问题不用多担心,据传美联社已经向国新办发出正式询问,我们可以坐等结果。

至于在香港出版此书的目的,比较靠谱的判断是,李鹏知来日无多,自不愿一人独背黑锅,把屎搅匀了,大家都沾一点。如此,自己晚年及死后的历史功过乃至子女问题等被清算的概率会小一些。

最后说回赵李两书的对比。

艾未未在推特上评价赵、李两书说:李书史料占上风,较清晰有料。我想此与两者写作环境有极大关系。据杜导正在《赵紫阳还说了什么》一书中的回忆, 赵的录音全凭记忆,中办不肯借任何资料,甚至一次想派自己的坐车送杜导正回家,司机都敢称病,奈何!

但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有杜导正作序,鲍彤写导言,更有麦克法夸尔做极其牛逼的代后记,三篇都是掷地有声的沧桑文字;

李鹏六四日记,前言是自己写的,后记也是自己写的。气急败坏的五章文字中,记错了的一句诗“死报信陵君”,也无人帮他改过来。可见再无耻的人也唯恐和李一起背上这个黑锅,连李办的秘书都怕脏手。

忍不住和各位再次分享哈佛大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为赵紫阳《改革历程》写的代后记最后一段文字: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败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敬仰。

谁说老天无公道呢?

两类小概率事件


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重案六组》(第一部),一反公安题材的拖沓冗长,片中时不时有些小概率事件出现,碰巧就让警察破了案。我们这个国度的现实远比剧本精彩。河南赵作海案发,让媒体和公众重温了一下5年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两案情节酷似,细节丝丝入扣,我想即便是最天才的剧作家,也难以写出如此逼真的剧本。

  无意再去比较两案的异同,我掌握的一个资料是,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曾在一次重大冤假错案座谈会上公开承认:冤假错案件的发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共识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死刑案件,除了小概率事件出现,洗冤的可能性等于零。

  这种小概率事件,好比是中奖,如“真凶出现”、“窝案带出”、“被害人死而复活”等。如2002年的辽宁营口李化伟事件,1999年的云南昆明杜培武案,更早还有1992年的甘肃武威杨文礼案等,得以昭雪的共同原因,都是“真凶出现”的小概率事件。杜培武案更富戏剧性,被害人是警察,犯罪嫌疑人是警察,蒙冤入狱的杜自己也是警察,因刑讯逼供后来被判刑的当然也是警察。

  但从2005年的河北聂树斌案与2006年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开始,诸如王书金、赵志宏这种“窝案带出”和“真凶出现”的小概率事件也不算数了,必须是“被害人死而复活”这等绝对板上钉钉无可辩驳的小概率事件。

  这就好比是一般性的中奖也不行了,必须得中匪夷所思的“头彩”。此次河南赵作海案,和2005年昭雪的湖北佘祥林、湖南滕兴善等近年来昭雪的三大死刑冤案,其共同原因,都是中了“头彩”,三个“被害人”赵振响、张在玉、石小荣分别死而复活。和佘祥林、赵作海这种生前即洗清冤屈的幸运不同,可怜湘西屠户滕兴善1988年底即被执行死刑。

  诸如此类的小概率事件屡屡出现,不能不让人开始怀疑背后是否有一个批量制造冤狱的高效机制。符合逻辑的统计分析表明,现在还在狱中的死刑冤狱犯,相当一部分是90年代刑事司法实践的产物,此番赵作海案的主要侦查与起诉阶段也是在这个时期,至于像滕兴善这种80年代的囚犯,即使没被执行死刑,现在也基本已自然消亡完毕。

  其时刑事司法实践的详情如何,读一下湖北黄冈前警察吴幼明的《黑社会的逃兵——警察回忆录》,足可见一斑。吴在这部尚在等待出版的回忆录中,以相当客观的视角记叙了自己从警以来的经历。他的一句原话是“90年代初期的警界,不知道怎么回事跟传染病一样染上了暴力综合症”。

  我有个冤狱2005的年度切片概念。就像《万历十五年》于明代兴亡的意义一样,在刑事司法史上,2005年也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河北聂树斌、湖北佘祥林、湖南滕兴善三大冤狱,基本是一个分水岭,预示着90年代刑事司法种下的恶果开始有规模呈现。

  而我的师弟姚遥则提出了一个“十年定律”:重刑犯和死囚因刑讯逼供翻案的平均时长是十年。也就是说,要靠小概率事件翻案,必须得比赛生命的长度。而这个长度是以“十年”为计量单位的。

  同样是刑事案件,也有像周久耕局长、韩峰局长这种另类小概率事件。再往前推,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落马,则肇始于1999年6月北京警察扫黄,在亚运村抓获的嫖客之一就是王的手下干将该省赴京公干的电力局副局长;1995年的沈阳慕马案,马向东被纳入视线是因为澳门回归前,安排在葡京大赌场里面的秘密摄像将这位频频光顾大肆豪赌的副市长尽数摄入,“想逮耗子却抓着猫”。

  “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这个在《重案六组》中频频被警察们引用的执法标准,注定是个法治的乌托邦。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建设和相对严密的执法体系,要求一个国家有能力把犯罪控制在能为社会所容忍的最低程度,同时始终保持权利救济途径的有效和通畅。

  如果一个社会,享有特权的阶层作奸犯科,只有靠小概率事件才能使其败露;狱底的升斗小民含冤受苦,也只有小概率事件才能使其昭雪。只能说明这个乌托邦在现实中的真实投影是“既放过了坏人,也冤枉了好人”。

(这是在2002年一篇老帖子基础上改就的,给这个月的南都周刊专栏交差了。)

父亲的三句唠叨

我家五姊妹,都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生,除大姐外,其他三个姐姐和哥哥,都在80年代先后考上了大学。我忝居老五,90年代初期考上大学,也是家族里这一代最后一个大学生。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家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师,自我发蒙起至整个中学读书阶段,他最喜欢念叨的一句话是,“只管攒劲读书,考试绝对不要舞弊”。
  
  父亲说这话是有缘由的。我出生和长大的湖南浏阳,城关镇以外的地方,分东南西北四乡,东乡出夏布和烟花,南乡出煤炭,西乡出花木,唯独我家乡所在的北乡,和其他三地相比,地贫物瘠。于是发愤读书就成为了唯一出路,也成了该地贫家子弟的传统。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北乡通过读书考学跳出农门的人也远超其他三乡,也由此落下一个北乡出人才的说法。
  
  在80年代乃至更早的70年代,城镇人家的孩子不考大学也可通过技校培训、待业分配等获得正经八百的工作,得以进入体制。而农家子弟要跳出农门,唯有两条出路:当兵和考学(小部分夫妻一方为城镇户口的半边户,还可有儿女顶替父辈就业这条出路,但仅限于工人和营业员等岗位,从没听说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去教书的)。
  
  当兵需要先天的身体条件,这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就一定能达到。另外即便成功当上兵了,倘若不能入党提干或者考军校,通常也还是会在转业后重归农门(刘震云早期小说《新兵连》里,对这种泯灭人性的残酷竞争有过入木三分的描绘)。
  
  剩下来最靠谱的,也就是考学了。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成功。那时还很少有读不起书这个说法,更没有择校什么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农活太重,要占用掉很多时间,特别是刚刚包产到户搞责任制的时候。为了给弟弟妹妹们读书让路,我大姐初中毕业就休学在家承担了所有农活。
  
  而我自小就成绩异常优异的同胞哥哥,同样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也为了早日跳出农门,在初中毕业时就选择考上了中专,年仅18岁即踏入社会。这种三年制小中专,那时囊括的恰恰都是一大批贫寒之家里最优秀的读书种子。这种特定历史时期里的学制,既急功近利又违背教育规律,现在早已销声匿迹,但它宿命般地消耗了80年代里一代最具天分的少年人的梦想,至今鲜见有教育专家们来提及。
  
  无论如何,“只管攒劲读书”成了父母日夜督促的主要内容。我小时候印象最深也最为羡慕的,是邻里考上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每到假期,当他们骑着自行车走亲访友,和我哥哥姐姐们讨论起坐特快还是直快去学校,以及到哪里转车时,更是让我羡慕的要命。那时早日跳出农门成为天之骄子,早早坐上传说中的火车去远方,成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理想。
  
  在这种激励下,让我最郁闷的事情,就是日常考试时别人往往能通过舞弊取得好成绩。但每到此时,父亲最喜欢念叨的这后半句话“绝对不要舞弊”,常常会起到巨大的安慰作用,他解释道,这些打小抄、偷看等伎俩,到了高考时,都会统统无用武之地了。因为高考这种升学考试是天底下最严格的考试,没有人敢搞舞弊,也没有人能搞舞弊。
  
  父亲说这话时,高考制度恢复还没几年。我相信在他这个老右派眼里,其地位等同于八九十年前的科举制度,乃是天下寒士唯一的盼头。那时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既是铁杆道理,也是社会公正的共识。不管你出身多么低微,家庭多么贫困,外貌多么普通,只要你肯发愤读书,总归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可能。
  
  只要你考上了大学,你和你的家庭,会迅速赢得社会承认与体制接纳。想起那时学子间流传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固然主要反映了轻文重理的思想,也从侧面证明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还是承认真才实学的普遍性价值的。
  
  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年近八旬的他,耳闻这么多年来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高考舞弊案,会有什么感想。我想他更不会知道,现在真正牛逼的考生,是根本不用参加高考的,他们早已通过中学校长推荐、免试录取等堂而皇之的门路进入寒门学子梦想中的名牌高校。这种办法当然也能筛选到货真价实的人才,但比如2002年上海交大招生黑幕这样的事情,更会长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当然,作为一个老政治运动员,父亲也不是完全的书呆子。到我上高中以后,老头儿的话换成了“攒劲读书,一定要考到前三名。”这是父亲喜欢念叨的第二句话。
  
  他的“前三名”理论是:如果录取10个人,你只考到分数线以上,是第九名或者第十名,很有可能会被有关系或者有钱的人挤掉。咱们没关系托人,也没钱送礼。要想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唯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尽量考高分,把排名往前靠。如果能考进前三名,就十拿九稳不用担心了。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攒劲读书”依然是前提。
  
  到这时,他已经和唠叨第一句话时的想法往后退了一步。他承认高考的社会公正性大体还在,但已经未必像以前想象中的那般牢不可破。他也承认开后门的“天然合理性”,承认“人人生而平等,但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比我们更加平等”。我想他肯定和我一样,也听说了那时在社会上开始流传出来的另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很惭愧,我似乎从小就不太会考试,加上一直偏科,所以考大学也是跌跌撞撞,高三毕业时名落孙山,经过补习后才考上大学。需要强调的是,复读生的经历,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人生经验,酸甜苦辣俱在其中。在另一部早期小说《塔铺》里,刘震云曾经对此有过细致入微的自述式描绘。
  
  现在复读生这个说法,已经像前述“小中专”那样快成为历史名词了,很遗憾,也同样鲜见有人来分析时代赋予它的双重性:既集中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正意义,也折射了应试教育对人性的摧残。
  
  我上大学是小平南巡那一年。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经写到当我兴高采烈的沿袭着兄姐们的路线去亲戚家里报喜时,给比我小12岁的表弟罗炼带来的内心冲击,正如邻家上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加诸在年幼的我身上的梦想一样。
  
  但这一年似乎是个分水岭,外面的世界已经悄然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时时感叹,我上大学花的钱,已经超过前面四个哥哥姐姐的总数。如果放到现在,以他这样一个农村中学教师的薪资水准,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到毕业,只怕得举债了。要供养四五个孩子都上大学,那就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等到我毕业2年后,大学开始扩招,天之骄子的梦想时代自此一去不复返。想方设法进入权力、财富与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部门,取代了当年的高考,成为现在的80后和90后们新一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而竞争背后,更多的却是形形色色的暗度陈仓与潜规则交易。
  
  想起我毕业后在长沙一所政法学校教书的经历,一个小中专班80个学生,50个是带委培指标的公检法单位子弟,30个是公费考入的平民子弟。等到毕业时,前者无需吹灰之力即回到各自父母所在的系统,那里有各自对口安排或者互为安排的人事制度等着,如检察院的子弟会安排到法院上班,法院的子弟安排到检察院等。后者则多半得靠自己在求职市场上打拼。
  
  不独政法系统,金融、邮政、电力、铁路等稍好一点的部门,基本都是这个状态。80年代臭名昭著的“顶替”制,以另一种更毫无公正可言的“世袭”制,在改头换面地延续。
  
  命运让表弟罗炼这样的后来者再难复制我们这些哥哥姐姐的人生路径。他最终和村里的众多同龄人一样,坐上硬座火车穿越五岭,在珠三角上星罗棋布的血汗工厂里消耗着他的青春岁月。我想即便后来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毕业时也正好赶上扩招后毕业即失业的大潮,可能正在充当考公务员的炮灰。以他内向而敏感的个性,或许会有更大的落差。
  
  在2年前的中秋月圆之夜,表弟带着他的梦想悄然远去,至今音讯杳无。而父亲现在最喜欢念叨的一句话是:幸亏你们生得早!要再晚几年,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混大你们这五个孩子了!
  
  (本文刊于2010年5月时代周报,题为《我的幸运与罗炼们的不幸》)

“他们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不得不离开”——林培瑞访谈完整版

注:此访谈在删去第三部分“文学与政治”约四千字后,其余部分刊于2010年5月18日《南都周刊》,本文约一万字,系访谈完整版,首发于本博,文责一概由作者本人承担,与供职单位无涉。


《他们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不得不离开——专访林培瑞》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他的中文老师是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而他自己在完成了哈佛的本科和硕士学业后,又师从美国汉学顶级权威费正清教授,拿到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研究的居然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他同时还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第一位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位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的洋人。

尽管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的国语会标准到如此程度,对这后面两个第一,这个65岁的老头儿仍然很谦虚地表示,要在前面加上“可能”二字。而说起学中文的动机,他会让你觉得至少在语言领域里绝对是有常人望尘莫及的天才。在一次采访中,林培瑞谈到,仅仅是因为第二语言选修法文时,觉得太过容易,想再修一门难一点的语言,于是他就选择了中文这门全世界老外都公认最难学的语言

其实这种兴趣也和家世有关。林培瑞在纽约州长大,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强烈兴趣的美国人,而林本人则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太太。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的办公室也设置得古色古香,甚至可以拍电影,《美丽心灵》就曾在那里拍摄部分背景。

2010年4月2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校园里,趁他前来参加普林斯顿世界汉语教学年会的与会间隙,本刊记者得以专访了这位年逾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国通”。

在2个小时的采访中,林培瑞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时不时地娴熟地运用着诸如“死猪不怕开水烫”之类的中国俚语,外带几分看上去有几分狡黠的笑容。一旦说到他为之安身立命的中国问题,说到他那些为之梦魂萦绕的中国好友们,他的神色中又会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关切与伤感。

在耶鲁大学的华人学者苏炜看来,在他教过的耶鲁学生里,“从最早由林培瑞编译出版的《伤痕文学小说选》,到纪录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风貌的《北京夜话》,一直到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研究文集,都是美国大学修读东亚学位学生的必读书目。”

除此之外,林培瑞也曾深度介入到中美关系的历史风云里。在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时代里,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的中文翻译;在80年代中美关系蜜月里,他又担任过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在21年前,他把方励之和李淑贤带到美国使馆避难。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对中国社会的真切观察与了解,对中国和华人命运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使得他维下了众多同样以赤诚对他的海内外中国好友,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以及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又为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的美丽小镇里,还是在加州大学的河滨校园,林培瑞都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持续观察和中国问题的敏锐思考。“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苏炜于是评判他与中国的关系。



林培瑞访谈:


一、韩寒和王朔

石扉客:您最早是研究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这些小说的场景地主要是在上海。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同样在上海,出现了以卫慧、绵绵等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宝贝》等“美女作家”派小说。这两个派别之间有无传承和勾连?

林培瑞:
首先一点区别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字要比“上海宝贝”们雅致得多。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鸳蝴派用的是桐城派式的文言文来写作。另外鸳鸯蝴蝶派基本都是男的,虽然他们也有几个妇女杂志,但也是男作家在打理。“上海宝贝”们好像都是清一色的女作家。第三点不同是鸳蝴派从来没有什么“身体写作”的说法,甚至中国古代色情小说都没达到“身体写作”。
但这两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通俗文学还是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鸳蝴派的爱情故事常常有三角形的结构,两个女配角代表新女性和传统女性,男主角喜欢和代表西方的新女性打交道,冒险新的文化,但最后还是和代表东方的传统女性结婚。传统女性比较平淡,甚至乏味儿,但毕竟靠得住,不代表任何冒险或威胁。在卫慧的小说里也是一样,但主角换成了女的,两个男配角里,马克有几分性感野蛮,代表西方口味;另外那个中国男的呢,文绉绉的,性能力一般,代表传统的中国好男人。 从20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变化固然多,但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通过“洋对象”和“土对象”的对比来评估两种生活方式的长短处。


石扉客:上海还有一位年纪和您差不多的老作家沙叶新,他在80年代的很多剧作非常有名。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和他在中国的影响?

林培瑞:
我先认识他的作品,后认识他的人。1979年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校园里公开演过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后来我编的小说集《倔强的草》(Stubborn Weeds) 也收入了这出戏的英文译文。1980 年我到上海访问时,曾经向当地作协提出来和沙叶新见面,人家说“不方便”,很可惜。 再过几年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
沙叶新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当代作家。除了他的剧本,近几年来他留给的最深印象是在2006年他写的一篇文章《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一句,在分析2004年的万州事件时,沙问,“怎么可能原先是鸡毛蒜皮大的事情而居然会刺激三万老百姓的愤怒?是什么使得官民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敌对心理如此普遍?” 这问题是问到点子上,极好。


石扉客:同样是在上海,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里,韩寒在大陆网民中有非常大的号召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这个八零后青年?

林培瑞:
韩寒我看过他的博客,很喜欢他,也是个人才,语言不华丽但是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而且能点到敏感东西,不一定碰到,但是擦边球打得很准,能让很多百姓解气。我记得他在《时代周刊》上大概这么说过“我不一定很有影响力,但我能为很多人解气”,他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很多看法不需要透彻地说出来,我的作用是给他们发泄的机会”,很对。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点击率那么高,而且人很聪明。


石扉客: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按照《时代周刊》的报导,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批评政府和体制著称,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将年轻人的不满能量导入消费主义程序的自愿参与者。”您怎么看待这位同行的看法?

林培瑞:
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韩寒跟共产党有“默契”吗?韩寒损政府的那么多方面,包括敏感问题(比如最近的福建三网民事件),点击率又那么高,难以置信官方会欢迎甚至跟他建立“默契”。假设说有默契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五毛党”出来批评韩寒,批评“时代周刊”给韩寒提名最有影响力的人?要是有人跟共产党有这种“默契”,那我觉得应该说是“新左派”。 刘禾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就有不少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新左派的声音,有些问题上刘禾自己的声音也属于“新左”。


石扉客:以您的观察,韩寒这种写作方式有无可能带动当下中国社会情绪的发酵,有没有可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大众引领作用?

林培瑞:
有关方面也许会不喜欢他,但是有那么多人跟随他,比较难办。我想韩寒和以往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点上是不一样的,以前的那些公知名气虽然也很大,但是只限于知识界。不像韩寒,粉丝跨越了社会不同阶层。打压韩寒的话会激起更大的民间反应,我想政府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羡慕他的人那么多,打压代价会很大。


石扉客:如果有机会碰到韩寒,您想跟他说一些什么?

林培瑞:
主要是问他问题,关于中国近况和将来的问题,因我这十多年没去过中国,很想听听老百姓的想法,尤其是价值观,相信什么希望什么,老的官方意识形态基本是死了,除非为了利益去参与它的话语体制,但真正内心深处的,私下朋友间的价值观是什么?
从表面看,中国的价值不外于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传统的“怎么做人?”“怎么样才对别人负责?”等等道德观,我不相信就消灭了,很多地方还有痕迹,比如各种宗教的反弹。中国老百姓似乎想认同一个日常生活里正常的人的价值观,比如电视剧《士兵突击》里主人公许三多就是个好人,出名、有钱、帅都不是,但观众好像很愿意认同他,因为他老实,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里还是喜欢老实人。
韩寒的博客文章很损,但是损之下有价值,古今中外讽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价值观在里面。王朔作品也很损,有次他来纽约我跟他喝茶,我问他你的底线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他不愿意说,我也不怪他。但比起王朔,我觉得韩寒底子里比较明显有些积极的价值观。

石扉客:2006年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曾经夸过王朔的语言好、活泼真实、有感染力。您刚才也说到韩寒的博客很损,语言逻辑感和幽默感很强。有观点认为王朔和韩寒这两代青年(也许中间还有王小波),有某种传承关系。您怎么看?

林培瑞:
关于韩寒和王朔,韩寒更愿意打擦边球,但至少他愿意去擦球,而王朔的讽刺则更一般性,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喜欢用典型人物说典型官话,让读者自己去分析,但他就是不去点明。韩寒不一样,比如他最近的博文提到福建三个网民被判的事情,虽然也没点明,还是打擦边球,但他说了个具体东西,大家知道他说了什么,这方面他超过了王朔的抵抗价值。所以相比较而言王朔是更抽象的,小说里的人物事情有影子,但毕竟是影子,没有具体东西。再比如韩寒最近写世博会,记者采访他,这未必是很敏感的问题,但是很具体,也不是影子。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王小波的小说和随笔,抱歉,我觉得我看得不够,谈不出有价值的看法。


石扉客:您刚才提到《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您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甚至追捧,是他们在寄托这种中国文化里的传统价值观?渴望这种价值观的回归?

林培瑞:
我感兴趣的是许三多这个人物为什么观众会认同。 他不是生活模范,但观众显然同情他的朴素,甚至认同他。为什么? 他不代表奥运会,民族主义,物质主义,等等。 他几乎相反。有人说是对官方价值观的反叛背离,我不敢那么说。我认为是追求传统和普适的价值观。不一定高尚到哪儿去,君子行为,等等。 我觉得只是普通价值:做人要诚实,要说真话,中肯地对待别人。 许三多代表的就是这些价值观。他人长得不漂亮,没有女朋友,没有大事业,没有钱。 他只有他的气节,他的朴素,他的耐力。他在观众面前那么受欢迎说明什么? 说明观众向往这种价值观。
中国读者以前也用过文学作品来寄托自己的价值观。比如伤痕文学时期,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也是个很清楚的例子。王守信的案子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发表过,宾雁的贡献是把细节写出来,明锐地分析贪污腐败过程。老百姓已经知道中国社会充满了腐败,用不着宾雁告诉他们。但宾雁把细节和道德角度写得那么清楚,有胆子把它发表,就获取了大量读者的同情和认同。宾雁写了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全国人写信说,你其实写了我们这地方的事情,老百姓追求并看中了诚实(honesty)这种普通价值的反应,用刘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追求和不满。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韩寒的博客也起了这种作用。


石扉客:这几年里,除了韩寒和《士兵突击》之外,您关注和喜欢过的大陆作家以及电影、电视剧,是哪些?

林培瑞:
总的来说,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老舍,沈从文,吴组缃,闻一多,萧红,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刘宾雁,高晓生,阿城,格非,胡发云。肯定还有一些我一时不记得。另外,哈金(雪飞)我也很喜欢,他虽然写英文不写中文,但写中国人的内心生活也是一流的。
这几年的阅读视野里,除了韩寒,我还喜欢胡发云,杨继绳,胡写的《如焉.com》,杨写大饥荒的《墓碑》,美国文学界已经有人在组织翻译,据我所知,胡发云的《如焉.com》已经翻了一半,杨继绳的《墓碑》也已经翻了一部分。至于韩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有网站在介绍并翻译他的博客,我不知道到能否出一个集子。章诒和的也不错,不过我没有都看,她回顾五十年代的那些也挺好。
贾平凹的在《废都》后我看得不多。《盛世》这种政治幻想小说我听说了,我太太找到了书,还没来得及看。
电影最有印象的是《色戒》,删减的和原本的两个版本,我各看了一次,删节本我看了觉得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结局。因为它把色情部分取消了,我没看到做爱的关系的建立,第二次看才理解了,这就是剪辑的代价。不能说看不懂,但删节一部分影响全面的理解。
另外,我前几天晚上在网上看了一部分《老妈蹄花》,也觉得也很好。我上学期教过中国人权历史的课,晚清到现在,大部分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问题。可惜《老妈蹄花》没有字幕,不然可以用来教学,因为很说明问题。

石扉客:《色戒》在大陆上映后,引起了很大争议,不知道您怎么看待?

林培瑞:
我看到了,主要反应是那些表面和皮毛的东西。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冷静地看汉奸问题,当时住在沦陷区里的确有很多人跟日本妥协,这是历史事实,现在很多百姓也跟共产党妥协,受他的气,合作。张爱玲和胡兰成也有他们的政治背景,不是说张写得都“客观”,但是那种对小说和电影流于表面和肤浅的批评就很可怕。


(二)、过去和现在

石扉客:在中国网民们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作协养着的专业作家,其形象已经很难说有道德感召力。2006年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您也曾提到中国作家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点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近几年来比较少见。你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个看法?

林培瑞:
80年代的作家扮演的角色比较可爱。80年代末期以后到现在比较让人失望。但这个问题难以一概而论,总有例外,比如胡发云,韩寒。


石扉客: 2009年9月,您在河滨分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对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群体和青年一代一切向钱看的气氛表达了深切的失望。您80年代在中国的经历后来写成了那本着名的《北京夜话》, 一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许知远前不久评价这本书时,感叹“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书中的气氛却恍然隔世。知识分子早已沦为社会的边缘力量,没人再关心他们的谈论,他们也再没有兴趣谈论。当年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早已变成一种普遍的狂欢、冷感和嘲讽。”您是否同意这些看法?

林培瑞:
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北京夜话”不能代表今日中国,只能视为历史书,描写80年代后的气氛,尤其是八七年到八九年那种知识分子的气氛——关心国家、社会;谈理想啊,我们国家怎么能够改进哪。
大致上说,九零年代以来的年轻人是有变化的。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都是抱着理想的,这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可是在最近这一代青年的身上有时候很难找这个东西。我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受教育的这一代,的确感到失望。
当然,我不愿意百分之百地说今日的知识分子没有理想主义,也有。前述的胡发云和杨继绳是例子。许多维权律师,想说真话的新闻记者,环保“积极分子”等等都是例子。与80年代比,今日的知识分子的表现比较糟糕是程度问题,不是绝对的。


石扉客:您能否展开一点地说您对今日年轻知识分子的“失望”?是根据什么做出的?

林培瑞:
这15年来,我观察的主要是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当然有例外,但大致上说,这些研究生,与历代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不谈社会理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愿意接受中国不民主和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愿意认同共产党培养的那种(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看到这些我的确感到失望。
举个例子:去年在一个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位中国研究生。她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念书,人显然很聪明。是官方派的学生,算“体制内”的。关于民主的问题,她说她认为中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 现在实行民主会乱套,要等几年,或几十年,才能实行民主。
我问她:要是中南海明天宣布要立刻实行民主,你会不会站出来说“不对,条件是不成熟的,政府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我的用意是想测验她的“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的根据是什么。是她自己的研究成果吗? 还是配合官方的说法而已?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到底有多少?
她听我的问题一愣,显得有点难为情。我觉得她明白了我的问题的用意。她说“这个问题不好答,我过几天再答复你,好不好?”过几天我又问了,她说 “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民主当然是好的,中国早晚要实行民主。”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只好问自己: 这个学生到底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 我觉得她了解。但她追求的不是独立思考,是自己的利益,说她那一套表层的话是为了爬梯子。我理解她,但比起往年的有理想的中国青年,只好说是代表了一种令人遗憾的退步。


石扉客:就目前而言,你是否觉得这种延续了20年的趋势有逐渐变化的苗头?您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Andy先生曾经在2002年时写过一篇《威权体制的韧性》,为这个体制延续到现在提供了一个理论探讨的分析框架,您如何看待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的看法?

林培瑞:
Andy兄的分析没错,比起毛时代和80年代,原来的意识形态机构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而利益集团的内在运转更“制度化”,现在的老大哥也不太可能像今天的北韩那样搞“一个人说了算”的大独裁,更多的成为官僚阶层的傀儡,或者叫一个大利益集团的特使。
但这个模式的‘稳定性’到底多大?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心没有Andy那么强。我觉得不一定很稳定,我猜想利益集团自己也不认为是那么稳定的,否则何须把他们累积的财富拼命往外运输?我们南加州就有许多阔房子,里头住着年轻的“二奶”。


石扉客:作为一个语言学专家,您多次提到官方语言和非官方语言的区别,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是怎样调整自己去适应官方正统的要求。您还专门论述了中国正式的官方语言和日常用语之间的区别,以及官方语言对民众语言的压迫与侵犯。您甚至觉得五言、七言等中文里的节奏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让叙述者的口气变得更权威、更崇高。想请教您的是,现在中国大陆网民贡献了无数才华横溢的网络语言,比如草泥马、河蟹、马勒隔壁等,有评论认为这种网络语言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民众语言对官方语言的反抗,对正统的意识形态也起到了解构作用。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如何评价?是否会将这些新型网络语言也放进您的中文教学课堂?

林培瑞:
网络语言是中国语言的一部分。等我的学生有一定的中文底子以后,我愿意介绍网络语言给他们认识。一般地来说,美国学生很喜欢学这种语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球创办“孔子学院”,想通过语言教学来影响各国年轻人的思想,尤其对中国政治的思想。 我猜想这个事业不会那么顺利地达到它所希望的效果,因为西方学生很喜欢唱反调。掌握了基本中文以后,他们会很喜欢“草泥马”,“河蟹” 这种语言,同时会觉得官方的那种‘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之类的官腔很没意思。



(三)、文学和政治

石扉客:《零八宪章》事件中刘晓波被捕后,您在纽约书评上曾经撰文提到过崔卫平对作家们的电话拷问。这些拷问的对象似乎以80年代的文化人为主,我注意到莫言、张颐武等的回答都很有意思。您同样在《吊灯里的巨蟒》这篇文章里提到过体制制造的恐怖导致个体的自我审查问题。我想问的是,以您的观察,这种自我审查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作家们的创作自由?这种自我审查,从80年代到90年代至今三十年间,有无一个变化的曲线?

林培瑞:
至少莫言的回答很显然是一种自我审查。我很佩服哈维尔的一个提法:“Living in Truth”(活于真理之中),大概意思就是“我要说真话,有没有代价是次要的,说真话本身给了我一种最可贵的自由”我并不想刻意批评中国作家,我知道在这种体制里Living in Truth很难做到。但胡发云的《如焉.com》就相当接近哈维尔说的这个意思了,刘宾雁的许多作品也接近,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文字风格也接近。
关于自我审查的影响的程度,只能说或大或小,每个个体承受的程度不一样,甚至包括海外的汉学家。实际上我那篇《吊灯里的巨蟒》,主要就是针对包括我在内的汉学家们的自我审查而言的。
在中国,我觉得80年代的自我审查界线比较模糊,现在更清楚。 比如83年官方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老百姓就得开始摸索:到底什么叫“污染”?我唱香港歌曲算吗?留长头发算玛?多长才算?等等。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当然更麻烦。结果见绳怕蛇,自我审查的范围弄得很广,有时候甚至不必要的广。可是现在界线清楚的多。比如五三五、达赖喇嘛,新疆问题,台独问题,FLG,高层领导腐败问题,大跃进大饥荒与毛时代其它的灾难等等禁区都十分清楚。只要绕开这些题目,紧张的气氛就不像过去那么大。一般的老百姓只要不碰这些,怎么吃饭喝酒唱歌跳舞都行。


石扉客: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比如金介甫认为,“西方吹捧中国新时期文学者,注重的是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优点而不是艺术的优点,这无意中低估了它的价值。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呈现越来越丰富、创作活力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林培瑞、杜迈克、萧凤霞以及他们的同行们着重的是回顾。从未有一种文学能像新时期文学那样,带头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论争,在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里,林培瑞强调的政治与艺术的平衡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些话?我理解,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分看重文学作品的政治色彩,又会导致对其艺术性理解的偏差?

林培瑞:
金介甫是我的老同学兼老朋友,但我理解政治和艺术不是对立的,在伟大的作品里我觉得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 鲁迅的小说是很清楚的例子。鲁讯关心“政治”吗?包括国家和国民性?绝对关心! 同时,鲁讯的作品有没有艺术成分?绝对有,而且是极高的程度。请问,“矛盾”在哪儿?不但没有矛盾,两个因素(政治和艺术)互相支持。俄罗斯的大作家,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尼普、索尔仁尼琴也都是好例子。关键是所谓“政治” 的来源是什么?只要来源是作家自己的良心,那多少“政治”都没有问题。中国毛时代的“政治”之所以闯艺术祸是因为政治的来源不是作家的良心,而是“伟大领袖”的命令。
我喜欢高晓声的小说,比如《鱼钓》、《钱包》等短篇,看上去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但潜在的意义是一些人性问题与社会问题,包括一些让读者想到“文革”时代的离奇的事情。要是这种问题属于“政治”的话,那我就得说我赞成小说里头有政治。我也觉得高晓声的“政治”内容不是偶然的。他1980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文革的责任不能限于四个人,哪怕加了林彪,康生,等等也不能说明问题。问题恐怕是中国整体的问题,很多人参加了,包括我。刘宾雁也说过类似的话,说从一个角度他很感谢被打成右派,否则他不敢保证在之后的文革中,他不会跟着主流一起去残害其它弱势群体。很少有人能反思到像他们这样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关于政治性是否会妨碍艺术性的这种争论,没有意义。这是一个伪命题,有时候有人试图利用这个问题引导作家在创作时去回避掉自己的政治良心。


石扉客:80年代你所喜欢的这些作家,相当一部分后来都流亡到了海外。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他们流亡期间的创作状况?在您看来,流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林培瑞:
流亡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比如海明威,他自愿离开美国住在欧洲和古巴。一种是不自愿的,比如80年代这批中国作家。至于流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觉得有利有弊。利是能保持独立性,比如哈维尔所说的“Living in Truth”,在流亡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达到;弊端是隔膜掉了自己的土壤和大部分读者。对中年以上的流亡中国作家来说,这问题特别大。苏晓康,郑义,和已经去世的刘宾雁都有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诗人北岛和多多也经验过。郑义和苏晓康继续写散文和评论,读者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文章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中国的流亡作家和政治思想家有个特点,基本上都不花时间去学英文。郑义、苏晓康,胡平,严家其,郭罗基,陈奎德、已过世的刘宾雁,王若望,等等都是例子(有的靠太太帮他们应付英文世界)。我提这一点不是批评他们,反而可以说是羡慕他们的精神。我觉得他们不学英语和寻根意识有关系,他们的根都在汉语世界里。他们想的、爱的,都是中国。这是很反讽的一个现象,这些非常爱国的人,最后都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说,他们就是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不得不离开。与那些腐败官员,在国内捞一大把再把钱送到美国来买房子,真是形成了一个极端的对比。谁更爱中国?
流亡的另外一个困难是生活压力,具体情况都很不一样,但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很拮据,这样就肯定会影响到创作所需要的时间和经济环境。
当然,英文好的例子也有,比如哈金,但哈金是出国前开始学的英文。90年代我第一次认识他,他的英文口语不算流利,发音也带“外国腔”。但每句话说得很准确,文法没任何问题。他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美国人,甚至比许多美国作家都写得漂亮。这是鬼才,一般人办不到。


石扉客:金介甫认为西方读者对中国长篇小说的期待,受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现的很多畅销回忆录及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的影响,比如前不久在华盛顿去世的郑念女士写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郑念从一开始就提高了暴力的赌注,自从她的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前右派人士,就请人将他们家族的悲剧翻译成英文,寻找出版商,有时候英译本比中文原著出版得还要早。”您觉得金的这个观察和判断是否成立?

林培瑞:
介甫兄说得不错,但我不愿意责怪这种操作方式。这些人,包括郑念在内,之所以寻求海外出版管道,主要是因为国内没有正常的管道。有人批评他们“告洋状”,我觉得极为不公正。禁止告土状,难道只好憋着吗?哪儿都不吭声?也有人批评这些作家“卖国发财,”也是荒唐的。这些书的版税一般少得可怜。唯独郑念的书也许稍微多一点,但郑的家里本来很有钱,不需要这点小稿费。说她是为了钱写她的关于毛泽东怎么虐待一代人的真实故事,不但是诬告,是愚蠢之极的分析。
我理解介甫说的另一层意思更值得重视,那就是包括《生死在上海》在内,这些已经出版的作品,大多是自传性质,没有一本像《日瓦格医生》那种堪称伟大的作品。80年代昙花一现的伤痕文学,是个好的开端但远远不够深,和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所经历的巨大苦难不相称。


石扉客:是哪些因素在妨碍着这种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出现?

林培瑞:
首先可能还是时间的原因。古今中外的人类大灾难常常需要隔几十年才能得到成熟的文学反映。毛时代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了,按说时间也够了。世界级的作品还没出现,大概是因为创作环境不允许。比如和西德相比就不一样,他们的作家在二战一结束,就马上可以投入到沉痛反思的写作中;即使和前苏联相比,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开始了对斯大林时代的回顾与批评,《日瓦格医生》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出来的。现在我看中国大陆作家对毛时代弊端的反思与抨击,好像还需要绕着弯子说。这个气氛就很难了。无论如何,中国当代文学还在等待着真正伟大的作品出现。

鸿忠抢笔:两场24小时微博传播战



本文系3月9日初稿基础上的补充修订本,4月底全文刊于南方传媒研究,见报版链接系:http://media.nfdaily.cn/cmyj/23/06/content/2010-04/27/content_11446467.htm

“鸿忠抢笔”——两场24小时微博传播战


今年两会期间的3月7日上午,湖北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上,《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向湖北省长李鸿忠提问邓玉娇事件,被李当众斥责,并亲自动手抢走刘的录音笔(相关细节,已为财经杂志、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所证实)。此事衍生为“鸿忠抢笔”事件,成为两会期间爆出的超级公共话题,其传播效果延续至今。“鸿忠抢笔”这个网络新成语的风采,现在已经基本和“正龙拍虎”一样并驾齐驱了。

梳理这一公共事件的发酵过程:“鸿忠抢笔”发端于新浪围脖上几个媒体圈中人如闾丘露薇等语焉不详的传言,经过在新浪围脖和推特上活跃用户的再加工和再传播,获得更多意见领袖与精英人士的同步跟进,最后传统媒体介入,在传播内容和形式均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上的认同。在这个公共传播阶段,在24小时内就初步完成了一个公共话题所必须的社会情绪酝酿和发酵。

在社会情绪发酵阶段完成后,“鸿忠抢笔”进入第二个传播阶段,即以公民动员为主要目标的公共传播。这个阶段以总理记者招待会为倒计时,以假想中的新闻共同体为主要传播目标,以致信最高权力机关并征集同人联署为主要传播内容,以推特和新浪围脖等微博为传播手段,在24小时内初步完成了一次公民动员。

这两次公共传播战,侧重点各有不同,其共同特点是传播时段均以24小时为单元,以秒为计量单位,传播平台和手段均以推特和围脖等微博为主要依托,因此,足可命名为两场24小时微博传播战。

笔者作为推特和新浪围脖上的双重活跃用户,以推特、围脖和个人博客作为传播载体,在此小规模实验中深度介入鸿忠抢笔事件,收到了甚为可观的公共传播效果。试将此次实验中的点滴经验归纳如下:

确立传播基本架构,是公共传播中最为重要的事情。这两场传播实验的初步结论是,将断点传播和打包传播叠加在一起的组合式传播,可能是目前较为有效的传播架构。

所谓断点传播,是以推特和围脖作为基本传播平台,以短小精悍具备引领意义的消息作为传播内容,以LOGO等作为传播符号,以具备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意见领袖用户ID作为传播保障。

关于传播平台:目前推特和围脖两种传播平台中,应仔细甄别其截然不同的传播特质和传播效果,采取有针对性的传播方法。

如推特的优点是没有任何审查过滤系统,讨论充分,内容可靠,甚至可作为万无一失的资料存放地。缺点是受众面相对单薄和集中,很容易小圈子化和同质化。笔者目前的观察结果是,和国外推特用户相比较,中国大陆推特用户呈现鲜明的政治化和小众化特质。

而围脖的特点是量大水深,受众面广而杂。无论是用户总量还是精英用户的关注者(粉丝)数量,都是推特所不能比拟的。新浪围脖认证用户的粉丝数量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而推特方面,以推特创始人杰克所承认的全球十五万活跃中文用户为例,拥有四千名以上关注者数量的推特用户,即可进入中文推特榜的排名前100。其中排名进入前十名的推特用户“冉云飞”,也不过是区区21699个关注者。

围脖另一个如影随形的特点,是有一套堪称天衣无缝的过滤程序。同样以新浪围脖为例,这套过滤程序24小时不间断运行,既针对敏感用户,也针对敏感内容。这种灵敏度和完善程度令人咋舌的过滤程序,成为公共传播最大的障碍。

所幸过滤程序并不是完全无机可乘。首先过滤与审查总是滞后于围脖消息的发出,这个以秒计算的时间差就决定了有效传播的可能。即便围脖消息被事后删除,因其出色的界面设置与用户体验,已被转发和评论的消息遗骸,仍然可以起到部分残余传播作用。

另外,这种过滤体系的可变性,也会带来传播空间。如鸿忠抢笔事件中,过滤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弹性,从开始的坐视到持续的严控,再到突然放开监管,到最后又收紧。如此一波数折的监控轨迹中,显然已经留下相当可观的传播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语境里,公共传播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将墙外传播和墙内传播结合起来。墙外传播是最安全的传播,墙内传播是最有效的传播。前者主要作为传播信息源、传播资料存放库、传播引擎根据地,后者主要作为传播发力地、传播影响地、传播效果评估地。

“鸿忠抢笔”事件中,推特和围脖正是以这种墙内和墙外交替传播的方式进行公共传播接力,方收到24小时内就发酵完毕或动员完毕的奇效。

最后一点是,具体到每个传播技术环节,都需服务于这两个不同的传播平台。如同样一条消息,在推特和围脖上做传播,其传播内容应作简单的甄别与加工,其传播频率也应做节奏上的考量。

关于传播内容:即传播什么样的消息。这是个脑力激荡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政党政治的网络化文宣工作。总体而言,具备传播价值的消息,才是好的消息。好的消息应满足以下标准:合法、精炼、言之有物、具备引领价值、有讽刺和幽默效果。以上五大要素中,重要性依次递减。比如“sony广告词:连中国省长都抢着要的录音笔”。另外,好的消息可以偏重事实和评论两个层次的传播,后者需以前者为前提。

传播效果不佳的消息是:口号式的消息,空洞的消息,发泄式的情绪化消息,教师爷式的八股化消息。比如“老子就是看不惯李鸿忠这个操性,妈的,就想撵他下台。再不济也得让他灰头土脸。”

需要指出的是,对传播效果危害最大的,是故意造假的消息和失实的消息。对于后者,微博传播平台的去中心化特点所拥有的自净功能,会自动甄别掉;对于前者,会对传播平台和活跃用户造成极大的负传播影响,不可不警惕。

关于传播符号:好的传播符号,本身就是好的传播内容,犹如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直接决定了节目的收视率。必须要注意,传播效果分析与政治学概念分析,在不同的媒体环境下,具备完全不同的议题设置与舆论引领功能,这里面每个概念都需要做仔细甄别。比如鸿忠抢笔事件中,李鸿忠有三个身份,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湖北省省长、湖北省委副书记,以哪个身份来作为主要传播符号呢?笔者认为应集中在代表这个职务上,理由是在两会正在召开的情景下,既有利传播,又有效规避风险。

鸿忠抢笔事件中,不少网民自发制作出“勿抢录音笔,可以找社长”的文化衫,“省长出没注意”的警示图,这些都是非常牛逼的传播符号。由此追溯到1年前南都的著名漫画《我们都脱了,该你了!》,后来被网民制成文化衫在网上出售,并被定义为商业意义上的“布媒体”;不久前的广西局长情色日记门里,著名漫画作者图党制作的虚拟出版物《韩峰日记》封面,这些也都是公共传播中很好的传播符号。谷歌撤出中国事件里,也有类似的传播符号即时凸显。

需要指出的是,具备良好效果的传播符号,不仅限于LOGO,也包括精炼传神的标语口号、直指人心的音乐和旋律等。符号传播,可以想见将是未来传播战中的白刃战。优质传播符号,尤其需要想象力。

关于传播意见领袖:需要指出的是,以公民动员为目标的公共传播,是以网民为主体的草根传播,也是以意见领袖为核心的精英传播。

这种公共传播对意见领袖的要求相当高:

它要求意见领袖是推特和围脖上有相当知名度的活跃用户,也是现实生活里具备一定口碑的精英人士。以前者为例,如果推特上FOLLOW数量在3000以下,新浪围脖(认证用户)上粉丝数量在1000以下,恐怕其传播效果就将大打折扣。

它还要求意见领袖既有干预现实的勇气和超出常人的行动力,也有极其清晰的思维和基本的理论素养,还有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与分寸拿捏能力。在这个领域,纯粹的书呆子、搞投机的社会活动家、心胸狭窄的偏执狂、自以为是的教父,都很难成为合适的人选。

它也要求意见领袖的专业化。只有专业化的意见领袖,方能有针对性地在公共传播中动员其领域明确的专门人群。如李庄案于全体律师以及假想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又如鸿忠抢笔案于全体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女性群体。再强调一下,在界别行业自治尚不现实的情况下,唯有专业化,才具备界别动员能力。

它也要求意见领袖具备基本的媒介素质,既敢于行动,又爱惜羽毛,就像打理一份传统媒体的传播品牌一样,善于维护自己的传播影响,开掘自己的独特传播品质,尽量避免负传播效果出现。

以推特活跃用户wenyunchao(北风)为例,其在推特上所呈现出来的传播品质是:精通IT的技术流、永远出现在公共事件现场的行动派、守望相助的公民援助者。这些优质传播品质非常有益于其成为公共传播的传播意见领袖。

但即便是这样享有声誉的传播意见领袖,倘若其在某一时期发推过于频繁,充斥着缺少信息含量的话痨式消息,就会降低其传播品质。再倘若其再加入大量咒骂式的人际纠葛,就会使得传播品质急剧下降,甚至产生负传播效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意见领袖不等于明星。韩寒这种双重性质的明星式精英型意见领袖,自然是锦上添花之举。但绝大部分情况下,公共传播里的意见领袖,还是属于精英式而非明星式。

以上属于断点传播的必备要素。

断点传播的最大优势是快速、海量,缺陷是传播力量分散,很难固定,缺少整体感。弥补这个传播缺陷的有效手段是安全有效的博客。在这个组合框架里,传统的猫眼看人、关天茶舍等知名BBS效果完全不及博客。因为删帖等严格管制手段的威胁,这些地方已经不复本世纪初头四五年的风采,现在渐渐沦为一个补充和辅助的传播手段。

那么具体说来,如何用博客和推特、围脖等断点传播互动呢?

首先,博客最好是私人博客,这样文责自负,不牵连体制和他人;
最好是服务器在墙外,这样至少不会被迅速删除传播内容;
最好注意控制节奏和把握分寸,这样至少不会被迅速被墙,而墙内传播,才能最大限度的具备公共传播意义。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对传播来说,节奏把握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作爱。请记住,可持续的传播,才是有效的传播。
最好轻易不要将博客地址搬家,这样有利于构筑用户粘连度,有利于传播的延续性。请记住,具备品牌意义的传播, 才是有价值的传播。

接下来的基本做法之一是,将事件中具备传播价值的推特和围脖,归纳整合起来,再加工后在博客重新发布。再加工过程中注意以下要素:

不要诸多信息混杂在一起,要区别原创和转载;
不要偷懒,要尽力以新窗口和超链接的方式提供原始资料链接,方便读者传播和阅读;
不要简单转载信息,要进行再加工,再加工包括简要的归纳和具备技术含量的评述;
不要被动式归纳转载,要主动、积极、延续话题,尽力营造传播悬念;比如我的重庆打黑观察和李鸿忠事件观察,都是以系列形式进行。前者已经累计观察到第17篇,后者已观察到第11篇。
不要纯文字,尽量提供图片、音频和视频等;
不要纯二手资料,尽可能地把这个再加工过程当做一个自媒体来打点、拿料、甄别、发布。比如,我的鸿忠抢笔事件观察,比国内媒体与网络更早发布第一手现场照片和录音,甚至成为后续媒体跟进的部分信息源。

以上做法,我名之为打包传播。打包传播是断点传播的再传播,反过来又能以提供链接的方式在推特和围脖上再次进行断点传播,于此反复进行,交织成信息球,快速滚动前进。以这种组合框架出现的传播形式,可在极短时间内使得公共传播里的社会情绪快速发酵,引爆公共事件,乃至最后进行公民动员。

以鸿忠抢笔为例,在第一个24小时内,笔者仅仅在推特和围脖各发了20条左右的消息,再在博客上整合写了三篇博文,就这样由推特和围脖平行交替传播、微博和博客反复传播后,上述快速发酵的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了。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无论是断点传播,还是打包传播,这个组合式传播框架必须以具体条件为依托,根据公共情绪孕育程度的形势进展,确立具备可行性的具体目标。

如“鸿忠抢笔”事件里,已经开了一个“天下围攻”现职省部级高官的先河,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接下来的目标,当时就定位为“迫其道歉”,“赶其下台”。从“天下围攻”到“迫其道歉”,再到“赶其下台”,是三个层次不同的目标。每个大目标下又需分解为各个小目标。

从社会情绪的酝酿与发酵,到以公民动员与政治参与为基础的公共议政,由此上升到我们要讨论的第二场微博传播战:24小时公民动员战。这是“鸿忠抢笔”发育成公共事件后公共传播的第二阶段。

以公民动员为内容的公共传播,最重要的是定位准确。鸿忠抢笔事件中的公民动员,定位为假想中的新闻职业共同体,以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界别动员作为主要传播点,这是此次公民动员区别于之前所有类似动员行为的地方。

本人所发的一条相同内容的推特和围脖,可作为此次界别动员的一个细节诠释:“在天下围攻鸿忠事件里,对湖北省内媒体同行,能保持沉默就已经是最大成就,其他不苛求,望你们能继续金子般的沉默;对当事人刘杰,保全好证据并坚持事实不容篡改,就是最大成就,其他不苛求;对其他同行,请立即以每一言一行来构筑职业共同体的起码尊严,无论你以前是哪个阵营。”

如前所述,鸿忠抢笔事件中,在具体传播内容上,以起草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公开信并征集联署签名为主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播方式,以公开信等作为传播标的,特别需要强调文本问题。

传播文本在篇幅上应注意尽可能短小精悍,在内容上尽可能言简意赅表述基本诉求,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公民动员的最大公约数,此可称为文本上的公共传播统战艺术。另外,这样可以减少花在文本上的讨论与修改时间,在以秒为单位的微博传播平台上,这种文本上的冗长斟酌将极大的降低传播效率。

其次,成为公共事件的话题(如广西局长日记、新泰80后局长事件)与成功解决公共事件(如厦门PX事件、冯正虎事件)之间,有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诸多因素均能左右局势发展之可能方向,此中之微妙,不可不察。

此间尤需注意甄别各种不良情绪对此之影响,如门户之见,如暴力主义,如哗众取宠,如急躁冒进、过于功利等。此中最需警惕也最为普遍的,是无用论和悲观论。试想厦门PX事件和冯正虎事件如火如荼时,有几个人能预料到最后近乎圆满的结局呢?退一万步说,无论事情成与不成,这也必将是一日复一日、一场复一场的公民动员训练。

鸿忠抢笔事件中,以总理记者招待会为终点倒计时,在短短24小时内就完成传播文本,并征集到以媒体和学界从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的525人联署。在一周内,更是征集到不少于1100名签名。尽管当事人最后涉险过关,公民动员未能如期达到事先预设的分解目标,但这两次24小时传播战所收获的公共传播经验,却弥足珍贵。

诸君不可无作为,更不可无信心。每个人都定其位,守其道,精于术,敏于行。正如吾友莫之许所说:各自为战,守望相助。又如吾友羽戈所说:大道不行,各尽本分。


石扉客
2010年3月9日初稿,4月9日定稿(文中引用的相关数据截止到定稿日)。

关于传播想象力的札记


1、 那些高度务实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包括街头政治和社运等具体细节,恰好是当下奇缺的东东,21年来这个空白从未被填补过。很可惜这个领域少有人问津,稍有点能力的人都争着做教父,更离谱的还想做教主!一叹。

2:迄今而止,除了刘县长,艾蹄花,冯幸福终点站,崔电话煲,我没看到多少既有分量又有技术含量还有传播效果的创新。

3:@mozhixu技术总是体现在细节里,比如这次福州围观,就出现了围观者自己设置隔离线的创新,此外如成都链子门之类,也都是创新(当然,也迅即被抓获起诉),剧目还在添加中。

4:当下和未来公共传播的基本态势应该是在总结技术共性和普适原则的基础上,再针对个案和不同个体,做配适性的个性创新。共性和个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5:这个配适性太重要了。比如,电话煲就似乎是专为崔度身定做的,换其他人都不合适;很难有人能复制艾神的蹄花;没有提篮桥三年炼狱和此前率领上海访民维权的淬炼,很难想象老虎会熬过那90多天最后完胜。

6:@kielboat 这个山寨中国的工业、社会和政治已经够缺乏创造力了,如果抗争行动还没有创造性,就彻底完蛋了。创造性是抗争的生命和力量所在。

7:无论是国内维权还是海外MINYUN,绝大部分场合下连唱歌都动不动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或者国际歌(国内幸好还有网友们贡献的草泥马之歌)。想象力和创意之贫乏,一至于斯。

8:@kielboat 当下的抗争行动其本质就是传播行动,一个缺乏精心设计传播形式和效果的行动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行动。

9:社会学博士 @kielboat 在谷歌撤出中国事件中提出用涂鸦代替送贺卡和献花,我以为本质上就是对社运传播共性部分的一次推广。

玉树地震十五条

1、地震救灾,再没有比出动军队更快捷的办法了。志愿者和民间救援力量要进入这种山高水恶的现场发力,难度很大。

2、四川地震时,最早进入阿坝州等地救援的部队之一,即此前在阿坝维稳的某武警部队。和平时期,纳税人供养军队千日,理当用在此时。请记得吸取川震时军队救援和专业救援队伍脱节,现场各部队之间彼此争功内耗的两大教训。另外一个问题是指挥系统应迅速统一授权给一线部队司令员,避免九龙治水。

3、四川地震的现场观察结果,证明最佳救援阵营是专业救援队伍做技术指导、消防部队提供器械、武警和军队出力并负责后勤,此三者必须捆绑在一起统一授权给现场指挥员。同时应尽最大限度开放媒体和志愿者进入现场,做灾情播报与监督。特别是最后一点,近9万人生命换来的殷鉴不远,有关当局请勿倒行逆施。

4、为什么担心军队救援的争功体制?一是会内耗,二是会导致都喜欢救容易出成果和被媒体宣传的地方,忽略难度大等性价比低的地方。解决的办法一是必须统一授权给各部队编制之外的司令员(映秀救援时授权给了警衔最高的上海消防部队总队长指挥各省消防,这个弊端很明显);二是开放媒体监督。

5、无可否认,军队救援的争功体制,本身和意识形态灌输一样,都是军队动员的动力源泉之一,存在某种合理性。但必须以现场统一指挥权与全面的媒体监督作为良性辅佐力量,以尽力保证救灾效果的最大化。

6、@吉四六: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民师的女生宿舍,四个救援队来救,各不服气。
@石扉客:我在映秀就见到了四川和上海消防总队打了一架,为何教训总是不能吸取呢?这种内耗可恨可叹。

7、普通网友与民众能做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关注并传播灾情信息;二是寻找并联络可靠的慈善渠道。对于后者,在场媒体记者或者靠谱的公民记者或可留心寻找并统计一对一的慈善渠道。LOH近十年的经验证明,这种方式是民间最靠谱和最有效的。

8、地方卫视和省级党报,基本上都已经成为这个僵化体制的图腾了。青海卫视在玉树地震时的迟钝与颟顸,再次证明一个地方有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传媒,是评判该地综合发展水准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个看法,薄书记和俞书记不知道会不会赞同。

9、@王天定:认为记者上玉树浪费资源者,要么不了解新闻的价值,要么就是怕政府不希望人看到的东西出现在媒体上。
@石扉客:令人费解的是,相当多媒体人也持这个观点。所以说媒体职业共同体意识,再过10年看能否破题。

10、记者要不要去一线报道地震,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需要甄别的是相关的技术问题,派谁去(职业热情和软硬件条件是否都具备)?去哪里(未必玉树就是唯一的目的地)?去做什么(没有新闻和宣传之分只有说真话还是假话之分)?去了怎么做(遵循灾难报道基本伦理)?

11、汶川地震时,我在国内,的确没犹豫什么就去前线了;海地地震时,我在国外,压根没想过去现场,除了接近性上的考虑,更多的我承认那是个望而生畏的地方;玉树地震时,如果在国内我肯定会犹豫,因为我没把握能扛住高反和寒冷——好了,我想说的是:扪心自问,只有衷心钦佩和祝愿所有在玉树前线的同行们!

12、没必要去过多苛求温到玉树前线耗费了资源什么的。政府首脑亲临现场,犹如古时的御驾亲征,是官僚体制内最见效的常规动员机制之一(当然这种节奏也很重要,所以我赞同胡等先都不去)。话再说回来,倘若这次温不去,我相信一样会被骂死。

13、有了汶川地震冲破禁令的先例,这次玉树地震,几乎所有媒体话事人都没对真理部的再次禁令多犹豫一分钟,就直接派人上去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进步。

14、真理部在汶川和玉树的第一时间里两次发出这种禁令,我理解未必就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更可能是长期作威作福以来的鹰爪式条件反射,看到地震、藏区、校舍等几个敏感词,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发了再说,因为发禁令肯定是政治正确的,不发就可能犯错误。

15、如青海常委宣传部长吉狄马加关于不限制任何媒体采访的说法属实,那么此人值得致敬,他的综合质素远高于某些网友乃至媒体人。建议云山同志把位子让给他。

陶杰:境界(论赵连海及莎士比亚)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 ... amp;art_id=13898760

2010年04月06日

婴儿成为三聚氰胺的受害人,「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力求讨回公道,因「寻衅滋事」罪被重判入狱。

这样的事情令人无言。如果要评论,还是六十年不变的一套滥调,「残民以逞」丶「暗无天日」之类,在中国的历史书上,从窦娥寃到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类词汇通通不缺。

无言,英文叫做 speechless,太过黑暗的事情,超乎常人可以接受的底线,最後只能用这个字来形容。

所谓中国问题,对於外人,渐渐再无评论的价值。因为中国人如果没有权势,命运虽越来越惨,难得的是他们许多人的下一代,觉得活在「盛世」。看破了,反倒不再关切,想一想,这样的事,幸好不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他们的内政。如果十几亿人都觉得这样很好,由他们自己去解决,有一个条件:这个世界不可以为他们的命运的抉择来埋单。

评论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即使阁下是「知识份子良心」,是申扬正气的社论主笔(如果香港还有这种主笔剩下),一遍遍重复同一套词汇来为阁下的国家进「诤言」,是最浪费生命的事。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有一首十四行诗,编号六十六,已经为一个永恒不变的黑暗世代发表了终极的评论:第一句就是:「厌倦了这一切,我求安息的死。」

大文豪想死,厌倦的是什麽?莎士比亚说下去:

「譬如,看见仁德之士生而行乞;或无良者丝毫不愁锦衣玉食,或赤诚的心惨遭背信与险害,或荣誉在无耻中私相授受,或处子的贞洁被横加污辱,或真纯的完美反含寃蒙垢,或正气被蹇滞的业力铲除,或艺术结舌於权贵的淫威,或愚昧伪充渊博,驾御天聪;或简明的真理误为愚矣,或被俘缚的至善侍候元凶。」

莎士比亚这首诗很特别,从第三行到第十二行,一口气皆用 And字开头: And needy
nothing trimmed in jollity, And purest faith unhappily forsworn, And gilded
honour shamefully misplaced, And maiden virtue rudely strumpeted。不避重复,痛快一口气数落罪恶,与崔灏的〈黄鹤楼〉有同工之趣。「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最後,莎士比亚结句:要死,我才舍不得呢,因为这世上还有你。读了这首诗,即不必再读「中国专家」的文字,这就是境界。


(陶杰)

博客再次被屏蔽

这几天黄亭子四世又被墙了,流量降到20以内。

不过这次貌似不只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大腿的博客也开在这个社区,整个FC2的博客社区从4月2日起,墙内再次无法打开。

我真希望有一天能来算算这笔总账。方滨兴,你和你的墙卫军千万别死得太早。

陶陶的诗

答应了以后花更多时间陪女儿,于是昨天开始教她背唐诗,先教了一首独坐敬亭山,听说李白是唐代的,她很高兴,说生活在糖袋里肯定很幸福,天天有糖吃;接下来解释什么叫敬亭山,费老鼻子劲了。最后小东西还是不愿意背,撇撇嘴说她自己也会写诗,我让她写。小丫马上现场吟了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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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故事之博物馆

费城艺术博物馆和宾大博物馆,据说是费城两大最出名的博物馆。前者的镇馆之宝是若干真迹;后者是昭陵六骏等俺天朝的东东。后者无需买票,凭俺的VS卡就可刷进去,所以就一直懒得去。前者这段在展出毕加索的若干真迹,不过票价贼贵。今日暴雨,正好赶上朋友拿来艺术博物馆的免费票,于是去溜了一圈。

感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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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首诗(大腿)

石按:淫诗吾所好也,以前推荐过山东诗人普珉的《穿过一座城市去肏你》,那种真切的性和爱,让人无法不心生感动。今儿个从一个朋友的推里,偶然发现了先锋女诗人大腿的博客,同样很喜欢。大腿的诗,我感觉特点是批判的直接和率性,以身体颠覆现实的义无反顾。隐约有盘古的风格,但没有盘古的简单粗暴。大腿貌似也住在上海,但和那些上海宝贝们的身体写作完全不一样。

先推荐以下三首,更多的,请点击本博右侧第一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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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媒体的未来

亚洲协会2010年度年会这两天在费城开,中午和前来参会的一位弟兄扯了下。基本看法是,未来十年的中国走向,各种能量累积与激化,各方势力渐次登场,最终所表现出来的,都将是一场惨烈的传播战。下面几则围脖,是关于媒体未来走向的乱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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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项智力活动(李红谷)


“那些经常期待分享新闻主角荣光、甚至不时将自己也装扮成主角的媒体从业者们,最不济的仍是智力。疫苗事件是为一例。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这种越位也是往上流动的一种冲动而已。”

——李红谷这段话,骂人算是骂得很狠了。可惜以被骂的人智商,多半听不懂。这段话在围脖传开后,他迅速修改成了以下这个样子。这个做法当然符合老李和三联的一贯风格。由此也可见,说得罪人的真话,是何等不容易:

“那些经常期待分享新闻主角荣光、甚至不时将自己也装扮成主角的媒体从业者们,最不济的仍是智力。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这种越位也是往上流动的一种冲动而已。只是我们觉得对此可以忽略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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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那些鸟人们

石按:本来发在新浪围脖,被删得差不多了。放在这里。留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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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出晚归

昨晚半夜接到教授的电话,约了今日的采访。这是个1个月前就在联系的采访,本来上次已经预约了采访完艾神会推神的次日,因时间紧临时取消了,心里抱歉得很,这次不敢再有闪失,赶紧上MEGABUS订票。

早上5点多出门,先坐13路TROLLY到30街车站,再坐上BUS,2小时后准时到达纽约24街,换地铁1号线,坐到终点。再换STATEN FREELY,好在不用再买船票了,船从自由女神像前横过,半小时后到达STAEN ISLAND。教授驾车来码头接上,环岛开了几十分钟,这个岛不小,50万人口,等到穿过中国花园,到教授联排别墅家里的客厅坐定时,已经快中午12点。

期间喝了无数咖啡和功夫茶,等到结束采访,已经快7点,教授再驾车送到码头,换船,换地铁,赶到31街和第八大道的PENN STAITION,正好赶上一班BUS准备启程,赶紧抢到窗口去买票。因时间没把握,没在网上订返程车票,现购果然贵很多。去时网购13美刀,回来现购20美刀。

不过这个MEGABUS比灰狗好的一点是,虽然是双层车,依然很平稳,无线速度也靠谱。肚子饿得要死,打开电脑看了会资料,一会就昏昏睡去。9点30车到终点,夜幕下的费城星光点点,到地铁站再换TROLLY,进门一看表,整10点。

这时饿劲儿已经过了,才觉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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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扉客四世

Author:石扉客四世
这是新闻人石扉客的第四个博客,故称黄亭子(四世),详情请见本博置顶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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